1150南京官场-《隆万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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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内流传的稗官野史之书,欲于采录,又恐失真。所以大经大法,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所致。
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令日讲官一人按日轮班,专记注皇上起居,兼记录谕旨、诏赦、册文等项以及内阁题稿.”
张居正话里的意思就很明确了,要重设起居注官,每日讲官轮值,当值时就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及处理政务等。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该史书体例由东汉明德皇后开创。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可见,其实起居注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于张居正刚才所说编撰《实录》。
而之前几位皇帝,并没有复设起居注官,所以张居正才说修编《实录》,就是以各部章奏汇总编撰,与其说是《实录》,不如说是朝廷章奏汇集。
而所谓皇帝言,也就是皇帝在奏疏上的批红之言,肯定是不合适的。
《起居注》是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不少人觉得史官会寸步不离皇帝,详细记录其一言一行,特别是后宫私密。
不过在真实历史中,各朝的皇帝们是不可能真的让臣子去写这么八卦劲爆的日记的。
皇帝在后宫的生活,应该不是起居注官记录的,而是太监所记《内起居注》。
所以,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应该有《起居注》和《内起居注》两本书。
现在皇帝年幼,《内起居注》自然是谈不上,要不该张居正管,宫里还有太后在。
过现在张居正重提《起居注》,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
明朝皇帝,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其实对《起居注》都不怎么上心。
起居注兴起于周,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
两汉时期,开始将相关档案、记录独立成文,即《汉著记》。
到东汉后期,“起居注”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
《起居注》发展这么缓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
首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
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起居注》的重视度被提高,记录皇帝在祭祀、孝道、国政方面的“高大光辉”流传世人,也就是皇帝做表率。
不过,就在《起居注》或能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历史进入唐朝,而大唐在立国初期就爆发了一件大事儿,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篡位的丑事。
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日记”,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李世民也是煞费苦心,营造出一种被迫自保的形势。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是“玄武门之变”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污点。
之后的皇帝又纷纷不待见《起居注》了,因为李世民为《起居注》扬名,结果却是遭到读书人唾弃。
两宋时期,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记录成文后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后才能送入国史馆存档。
而且新皇登基后,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检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惯例。
明朝承袭前朝旧事,在立国之前已经设立了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起居注的品秩在短短六个月内被两次降低,这可能表明当时明太祖对起居注一职已经有了不满,并在考虑其废存问题。
随后,起居注被废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废置起居注的时间并不长,四年后,即洪武十四年,起居注再次被复置,但是不久又被废止。
不过之后很长一顿时间里,明朝就再没重设起居注官,自然也没有明朝皇帝的《起居注》。
之后在弘治后期,明孝宗同意复设起居注官,记载起居注。
但是在不久明孝宗死后,正德皇帝又被起居注官这个职位给废止了。
嘉靖十一年的时候,翰林学士寥道南又请求复设起居注,让翰林来兼职,嘉靖皇帝倒是答应了。
但不久后,嘉靖皇帝就躲进后宫开始修道,翰林官自然不敢随便跑到后宫去见嘉靖皇帝,自然也没法记载他的日常和处置政务的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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