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所有的好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就穿着工作服。长途旅行，我浑身都是脏兮兮的，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去哪里住。因为旅行，划船，缺乏休息而感到十分疲倦，人又很饿。但是我所有现金是一荷兰盾和一个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老板作为船钱，他起先不肯收，因为我划了船，但我坚持要他收下。一个人很穷的时候，他可能比有钱的时候更慷慨，也许因为害怕别人认为他很小气。

    我从市场路到了第四大街，经过了我未来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口。我未来的妻子她这个时候正好在门口，她看到了我，她觉得我的样子非常滑稽可笑，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样子。我向河边走去，一路上我注视着人们的脸庞。我碰到了一个我觉得脸庞和善的教友会教徒，我就问他，外地人可以到哪里住宿。那个时候，我们正在“3个水手”的店牌附近。他说：“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接待外来旅客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声誉不好，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走，我会带你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水街的克鲁克旅馆。我就住在那里。当我吃饭的时候，店主问了我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可能从年龄和外表来看我像个逃犯。

    吃过饭以后，睡意又来了。店家就把我领到我的铺位那里，我没有脱衣服就睡下了，一直睡到晚上6点的时候，然后我被叫醒去吃晚饭。吃过饭，我又早早地去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一点，然后去了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厂。在那个地方，我碰到了那个店主的父亲，就是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个老人家。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待我，并且请我吃了早餐。但他告诉我，他现在不缺人手，因为他最近刚招了个人。不过，镇上刚开了一家印刷所，店主叫凯默，他可能会要我。如果不行的话，他欢迎我住在他家，并会给我点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老人家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那个印刷的老板那里。当我们找到那家店老板的时候，布雷福德就对他说，“朋友啊，我带了个年轻的印刷匠给你，你也许会需要他的。”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给我一副字盘，看我如何操做。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尽快叫我来上班，尽管他现在没有事情让我做。

    我发现，凯默的印刷厂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印刷机和一套旧的小号英文铅字。这个时候他正在用那套铅字排印阿奎那·罗斯的《挽歌》。我努力把他的印刷机整理了一下，那个机器他还没有用过，他对那个东西一窍不通。这样那个机器就可以印刷了，我答应等他那个《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我回到了布雷福德的家里，他暂时给我安排了些杂活干，我在那里住和吃。几天以后，凯默叫人找我回去印刷《挽歌》，现在，他又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并且有本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来干活了。

    我发现这两位印刷店的老板对印刷业并不在行。布雷福德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基本上是个文盲。至于凯默，他有些学问，但他只会排字而不知道印刷。他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能够和他们一样热情和激动。他有间屋子，但却没有家具，所以他没有办法安排我住宿，但他安排我住在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先生处。这个时候，我的衣物已经运过来了，我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在里德小姐的眼中我的外表比她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体面多了。

    我现在开始和镇上的一些年轻人有了来往。那都是喜欢读书的年轻人，晚上和他们一起度过是很开心的。由于我的勤劳和节约，我还存了一笔钱。我生活得很开心，希望没有人知道我住在那里，我尽量去忘掉波士顿。当然，我的朋友柯林斯除外，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叫他替我保密。但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回到了波士顿，比我原来意料的早多了。我有一个叫罗伯特·霍姆斯的姐夫，他是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开船在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做生意。他在离费城40英里的纽卡斯尔听说了我所在的地方，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十分有诚意地劝我回去。他说在我突然离开波士顿出走以后，我波士顿的朋友都很挂念我，他还向我保证了大家对我是好意的，如果我回去的话，一切都会按照我的意思安排。我写了封回信给他，感谢他的劝告。我详细地告诉了他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他就不会认为我离开波士顿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没有理由。

    威廉·基思爵士，是这个州的州长，他那个时候正在纽卡斯尔。当罗伯特·霍姆斯船长，我的姐夫接到我的信的时候，他正和州长在一起，他同威廉·基思爵士谈起了我，还把我的信递给他看。州长看了我的信，当姐夫告诉他我的年龄时，他似乎很吃惊。他说，我看起来是个前程似锦的人，应该给予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业水平很低，如果我在费城开业肯定可以成功。他说，他愿意为我招揽公家的生意，并在其它方面就他能力所及帮助我。

    大概在1724年的4月底，有船去波士顿，我说要去看我的朋友而离开了凯默。州长给了我一封很厚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父亲说了我很多好话。他在信中极力推荐我在费城开办印刷厂，说这一事业必能使我有个远大前程。我们的船在开入海湾的时候碰上了浅滩，船漏水了。外面波涛汹涌，我们得不停地抽水，我也轮班抽水。但是，大概经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平安地抵达了波士顿。我离开家已经有7个月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霍姆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谈我的情况。我的不期而归让全家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很高兴我的归来，很欢迎我，除了哥哥。我去他的印刷所看他，那个时候我比在他那儿工作的时候穿的更考究，我穿一身笔挺时髦的西装，口袋里还挂了一只表，身上还有差不多5英镑银币。哥哥勉强接见了我，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去做他的事情了。

    当父亲接到州长的信的时候，他显然很吃惊，但他好几天都没有向我提到那件事情。当霍姆斯姐夫回来的时候，父亲把这封信给他看。父亲问他是否知道威廉·基思爵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父亲还说威廉·基思一定是个考虑不周的人，他竟然让一个还要3年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创业。霍姆斯姐夫说他很赞成这个计划，但我父亲明白那个计划并不恰当，最后，他断然拒绝了。然后父亲写了封措辞委婉的信给威廉·基思爵士，感谢他对我的赞助和好意，但他拒绝资助我建立印刷厂，因为他觉得我还太年轻，他不能相信我能管理这样一个需要如此巨额资金建立的一个重要企业。

    我的朋友柯林斯那个时候是邮局的一个办事员，他听了我在新地方的事情很高兴，他也决定去那里。当我还在等父亲决定的时候，他先走一步了。他从陆路去的罗德岛，把他大量的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留了下来，叫我带着一起到纽约去，他说他会在那里等我。

    父亲尽管不赞成威廉·基思爵士的建议，但他很高兴我能从当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得到这样一封赞赏有加的信，他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感到很欣慰。因此，看到我和哥哥不可能在一起做事，他就同意我返回费城，带着他们的祝福和赞许，我登上了船前去纽约。

    在纽约，我找到了柯林斯，他比我先到几天。那个时候纽约的州长是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他听船长说他的旅客中有个年轻人带了很多书籍，他就要求见见我。这样我就去见他了，如果柯林斯没有喝醉的话，我会带他一起去的。州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真大啊！我们针对书和他们的作者谈了很多，这使我获得了州长的青睐，对我这样一个穷小子来说，这是让人十分激动的。

    我们继续前往费城。在路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别人欠佛农的钱，如果没有那笔钱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完成我们的旅程的。动用佛农的钱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件事情表明，父亲认为我还年轻，不能管理重要企业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当威廉·基思爵士读到我父亲给他的信的时候，他说父亲太谨慎了。他说，人不能一概而论，谨慎不一定和年龄相生相伴，年轻人并不一定就不谨慎。他说：“既然他不帮助你，那我就来帮你。你需要从英国买什么东西，给我张清单，我去买，你以后有能力再还我。我决定要让本地有一家好的印刷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给了他一份开办一个小印刷厂所需物品的清单，照我估计，大概要100英镑。他很高兴，但是问我，要是我能够去英国亲自挑选铅字并检查各种机器的部件是不是更好。“而且，”他又说，“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结识一些人，可以在卖书和文具方面和他们建立联系。”我认为这样做是有益处的，就同意了州长的建议。“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尼斯号去。”那艘船是那个时候惟一的一艘一年一次往来于伦敦和费城的船只，但是离安尼斯号启程的日子还有几个月，我就继续在凯默那里做事。

    这段时间，我连续向里德小姐求了几次爱，我对她很倾慕，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她母亲认为我们不用太急躁，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才18岁多一点，我又要进行长途旅行，如果要结婚的话，还是等我回来以后，当我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以后，那样会更加合适一些。

    州长好像很愿意和我在一起，他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帮助我开业是一个必谈的话题，他除了要给我向银行贷款的信用证，以便我可以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等，还说要给我写一些介绍信给他的朋友们。他好几次说好了写好那些信的日期，叫我去拿，但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定了一个更远的日子。就这样一直推到了船开的时候，这个船期也是推了几次才定下来的。当我前去向他告别并取信的时候，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对我说州长正在忙着写那封信，他会在开船前赶到纽卡斯尔把信交给我。

    在这次旅行中，德纳姆先生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次旅行又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我很快就在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那是在巴塞洛谬巷口的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一年。他们指定我给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版。我觉得，沃拉斯顿的论证并不很充分，因此，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文章对之做了些评论，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这使帕尔默先生认为我值得尊重，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聪明有才华的人，虽然他对我其中的一些理论提出了严肃地批评，他甚至有些厌恶它们。我印这本小册子又是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书商，他的名字叫威尔科克斯。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收集了很多旧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合理条件下，具体的条件我已经忘了，我可以借走他的任何一本书，然后再归还。它对我真是一个好事情，我尽量利用它。

    我的那本小册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被一个叫做莱昂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人类判断能力的确定性》的作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很看重我，经常来找我谈论这些话题。他把我带到平价街的霍恩斯，那是一家淡啤酒馆，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德威博士。曼德威博士在那里开了一家俱乐部，他是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家伙。莱昂斯还把我介绍给巴特咖啡屋的佩姆顿博士，佩姆顿博士答应什么时候方便的话会给我机会让我见萨克·牛顿爵士，我很想有那一天，但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来到了瓦茨印刷所，就在林肯酒店不远的地方，是一家比帕尔默印刷所更大的印刷所。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离开伦敦。

    我刚进入瓦茨印刷所的时候是做的印刷工作，我觉得在这里有在新大陆工作的时候所没有的那种体力锻炼，在这里，印刷和排字是在一起的。几个星期以后，瓦茨让我去排字间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印刷间。我从来不缺勤（因为我从来不用请假做礼拜，我不是教徒），老板因之很喜欢我。由于我做事的速度很快，老板总是把急件交给我做，待遇经常要高一点，这样，我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舒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