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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通考》有“文”，即叙事本之经史，参之以历代会要和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有“献”，即前贤诸儒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只要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即使是一言一语也采而录之。另一部分是马端临的议论。全书有总序，每考之前一般都有序文。

    《文献通考》二十四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金籴、士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这就包含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边邻、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剖视图。《文献通考》比《通典》加重了经济生活的内容的记载，并且把“田赋考”放在首位，这很能显示马端临的见解。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他通过文献的综罗，来思考历史的兴衰。《文献通考》也是两宋三部通史钜制（另两部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之一，与《通志》、杜佑的《通典》一起合称为“三通”。

    ●朱思本绘《舆地图》

    朱思本，元朝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字本初，号贞一，公元127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今抚州）。他的祖父以科举入仕，于南宋末年任淮阴县令。他的父亲恰逢宋灭元立，朝代更替之际，因不满新的统治者，坚决不仕元。其父厌世遁迹，薄视名利，家道因此中落。长辈们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祖辈丰富的藏书，使朱思本从小“家学有所从”，受到良好的教育。朱思本很有才学，但由于朝代更迭，对现实不满，所以坚决不走仕途而入道门，朱思本不满14岁时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龙虎山传教，龙虎山就成为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元世祖忽必烈平江南时，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他主领江南道教。后来，张宗演的徒弟张留孙留在大都，建造了崇真宫，专掌祠事，并被授予玄教宗师。

    公元1287年，张宗演另外一个徒弟吴全节到大都协助张留孙处理教务。朱思本正是此时入山，至1297年的十余年时间，他一直潜心学道，加之他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朱思本的地位不断上升。1299年，玄教宗师张留孙命朱思本离开龙虎山去大都，做他的助手。在他离开龙虎山去大都时赋诗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这表明了他无意去追求权势，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之人。他接受这一机会，意在去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此后，朱思本20年间前后两次周游，他的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区，几乎走遍全中国。

    第一次周游，朱思本从公元卫299年离开龙虎山后前往浙江，登会稽山观览风光，后西向转入湖南，纵游洞庭湖及其周围一些地方。继而北上，经湖北的襄樊、江陵等地，至泗水流域、淮河流域。在中原等地辗转游览，去过陕西东部、山西等，以及山东的汶、沂、泗、沐诸河流域，最北到达辽宁一带，最后进入京都。公元1307年，吴全节被授予玄教嗣师。朱思本同时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有了随从吴全节祭祀全国各地名山大川的机会。公元1311年，朱思本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第二次周游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同时也负有朝中大夫要他“质诸落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正巧，朱思本也试图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重绘新图。经过10年的努力，朱思本终于绘成长宽各7尺的《舆地图》。此图现今已失传，后明代罗洪先绘有《广舆图》，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朱思本为绘制《舆地图》，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是实地考察。朱思本每到一地都不耻下问，他“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的“讯”“寻”“考”“核”“验”的考察方法符合严格的科学实践活动：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其次是“寻”，即寻找遗址、遗迹，再次是“考”，即考证各地郡邑的沿革；第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的名字是否有误；第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察来检验古地图所绘是否属实。二是广泛吸收和利用前人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经常到朝中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机构，仔细阅读了《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一统志》等典籍，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了有价值的成果。朱思本还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三是发扬“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使用的重要方法。“计里画方”是将若干条横竖线构成互相垂直的方格直接绘入图中的一种画法。到了元朝时，“计里画方”法虽未中断，却有被湮没的危险。但到后来朱思本的“舆地图”被明代罗洪先缩绘增广并大量刊行之后，“计里画方”法也为之一振，产生广泛的影响，支配着明清地图绘制达200多年。

    朱思本不但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地图学家，同时对地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在大量吸收前人的知识和当时的新资料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元代的政区为框架，编撰了全国总志《九域志》，计80卷，成为地理学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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