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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和李斯是同学，关于韩非与李斯的恩怨，数千年来一直是人们喜欢纠结的公案。主要有两种言辞，一种是说李斯嫉妒韩非的才学，怕他在秦始皇面前得宠，而抢走自己的位置，不能继续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另有一说是当日所谓“陷害”韩非的并不是只有李斯，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一个姚贾。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关系秦内部政治集团与阶级利益牵扯的原因，而绝非李斯与韩非私人恩怨所致。

    ◆《韩非子》书影

    屈原与《离骚》

    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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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与端午节

    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诗歌总集《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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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名句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3．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4．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

    5．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渔父》

    6．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涉江》

    7．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

    8．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宋玉对楚王问》

    缤纷春秋看《左传》

    《左传》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是先秦同时期的其他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其题材叙事方法写人艺术和纯熟精美的语言，都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影响甚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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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作者探讨

    《左传》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之好友所称孔子。好友是什么人？可能就是左丘明。《左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由此看来，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国别史论《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是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它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国语》书影

    ◆越王勾践剑

    知识小百科

    《国语》章节介绍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主要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几个章节：

    《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

    《郑语》主要记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楚语》主要记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

    《越语》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战国风采《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战国策》书影

    ◆荆轲刺秦王画像砖。《战国策燕策》记载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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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流传至今的成语集锦

    1。反璞归真：比喻回复原来的自然状态。《战国策齐策四》

    2。高枕无忧：比喻思想麻痹，丧失警惕。《战国策魏策一》

    3。门庭若市：门前和院子里人很多，像市场一样。《战国策齐策一》

    4。惊弓之鸟：比喻受到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就非常害怕。《战国策楚策四》

    5。不翼而飞：比喻物品忽然丢失，也比喻事情传播得很迅速。《战国策秦策三》

    ◆战国时期形势图

    ◎地理探索

    两汉文学

    早逝的才子贾谊

    贾谊虽然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朝，但是若论才情，即使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也未必逊色。他不但文章写得漂亮，而且关心政治，政策水平相当高。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贾谊（公元前00年前8年），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已失传。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8年），贾谊才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汉高后八年（前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岁，在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这样锋芒毕露，难免遭群臣嫉妒。后来，汉文帝听信谗言，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7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梁怀王的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前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在极度自责和郁郁寡欢的生活中，一年后贾谊英年早逝，时年岁。

    《过秦论》是贾谊最有名的作品，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贾谊的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枚乘（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

    枚乘从小酷爱文学，以善写汉赋而知名。先在广陵吴王刘濞宫中当文学侍从，得知吴王欲谋反，上书劝阻，不从，便离去。投奔梁孝王刘武，颇受尊重。景帝知其名，任命他为弘农郡都尉。他只爱文学，不愿为官，“以病去官”。复至梁国，与梁孝王的门客庄忌邹阳等交游，作赋论文。梁孝王死后，宾客星散，枚乘便回淮安。武帝即位后，钦慕他的文名，立即请他赴京城长安，因年老体衰，死于道中。

    枚乘著有汉赋9篇，文篇。《七发》是其代表作，全赋假说楚太子有病，吴客往见，说音乐饮食车马田猎等七事以启发之。上承楚辞铺陈夸饰的传统，下开一代文体汉赋的先河，在文学上极有影响，仿作者很多，如张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启》等，被后人称之为“七体”。

    《七发》是一篇讽喻性作品，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赋中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重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

    《七发》在赋的发展过程中地位非常重要，在写作方法上，枚乘采用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下的问答体，内容也以铺陈的描写事物为主，不同与楚辞中通过自然景物和社会事件，描写作者自身感受抒发情感的风格。汉代后来的大赋都继承了《七发》的风格，多采用这种问答体，对事物进行不遗余力的铺陈描写。

    枚乘的《七发》是赋中之精品，属于承接楚屈原赋与汉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中间者。在枚乘之前的楚赋，主要是诗歌体，而他则开创了散文体的赋的先河。枚乘为梁园文学的杰出作家，其《七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爆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79年前7年），原名司马长卿，小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西汉文学家，汉赋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司马相如一生著作颇丰，据《史记》记载有9篇，但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他的作品现存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历经000多年的传诵，成为了不朽的爱情篇章。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他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

    2000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79年前年），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于一身。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

    淮南小国在刘安的统治下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纳贤才多达数千人，其中突出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周左吴8人，号称“八公”。刘安组织这批贤才们著书立说，共同撰写了《淮南子》。

    建元元年（前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

    《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戚。窦氏于建元二年（前9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还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建元六年（前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随即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主持了大政。

    元光元年（前年）间，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直到田蚡死后，元狩元年（前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刘安亦被追究而自杀身亡。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淮南子》内容博杂，文字艰深，包括内篇卷，外篇卷，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融法儒精髓于一炉，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军事民俗神话等等，堪称鸿篇巨制。其中有关农学医学等的知识极为丰富，如他首次完整地确立了农历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文章富于变化，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颇有趣味。

    我国许多传统神话故事，因《淮南子》得以流传，《淮南子》也因此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典。我们从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依然魅力不减的勃勃生机。

    司马迁（约公元前年前87年），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司马迁受他的影响较深。

    司马迁从0岁开始，就广泛到各地游历，为写《史记》做准备，进行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元封三年（前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负责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和文书档案，得观国家藏书，为治史提供了众多的资料。

    编写一部史书是司马谈的愿望，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后来由于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充，发愤著书，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没有政治地位。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之辱，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这件事使他体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无情狱吏的残暴。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而对《史记》的创作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它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浑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它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扬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学者辞赋家。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后来经过同乡杨庄的推荐，受到成帝的召见，并拜为黄门侍郎，也就此进入了官僚“预科班”。

    然而，在这个“预科班”里，他却几乎成了个毕不了业的“留级生”，除了做过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间未徙官！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应命制作，就像徘优弄臣一样，讨个欢心罢了。好在他自己也没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领一份稳定的工资，以解温饱问题。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正是有了这些条件，他才能够创作出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汉赋，同时模拟《易经》作出《太玄》，模拟《论语》作出《法言》等，以及编写出了语言学著作《方言》（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成为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语言学家的一代大儒。

    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严君平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沉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

    除了老师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师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扬雄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并深深仰慕他，连作赋的文风也是从他那里摹仿来的，他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司马相如是潇洒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有钱，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成为生活的主要方面。而扬雄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一份稳定而且丰厚的收入显然是潇洒不起来的。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

    《甘泉》《羽猎》诸赋，是扬雄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班固（约9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9岁能诵读诗赋，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明帝时，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

    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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