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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巨手柳永

    柳永，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词作有《雨霖铃》《玉蝴蝶》《戚氏》等，后人称他为“北宋巨手”，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他的词凄婉缠绵，儿女情长，但却意境脱俗。

    柳永（约9870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柳家世代为官，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但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0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

    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

    柳永岁那年，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姓名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处理政务上的天赋。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屡遭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也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还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

    柳永留存200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0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晏殊（990年），字同叔，北宋前期婉约派词人之一。抚州临川人（今属江西抚州）。代表作有《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

    晏殊以词著于文坛，被后人尊奉为“北宋依声家初祖”，尤擅小令。他继承五代遗风，词颇有意境。他强调写词要有“气象”，与后世的“意境”意义相近，为词的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0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晏殊一生中，虽没有太高的政治建树，但他不忌贤妒能，重视奖掖后进的品德却让后人歌颂和赞赏，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后皆出其门下。

    晏几道（080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他著有《小山词》，他的《临江山》是千古传诵的名作。

    虽然父亲晏殊是当时文坛领袖，晏几道承其余荫，又卓有才华，按说，他在文坛上可以广通声气，交接名流。但其实不然。因为晏几道“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所以他也不轻易与文士来往。

    在当时的著名文士中，惟一与晏几道深相契合者就是黄庭坚。黄庭坚是一位在仕宦上沉沦下僚，而在文学艺术见解上却有持操的人。他论书法时曾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在文学创作上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与晏几道很合得来。

    晏几道一生清狂磊落，纵弛不羁，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放在眼中。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晏几道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将艳词小令，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两个层面上发展到极致。

    他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其造诣在父亲之上。而且，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不同，晏几道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要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之一。

    欧阳修（00707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代表作品有《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等。

    欧阳修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10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昌黎先生（韩愈）的散文后，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是第一名。

    欧阳修0多岁时，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声誉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庆历三年（0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0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又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子里喝酒，他自称“醉翁”，也为亭子命名为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深入浅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改文坛面目。他最富盛名的《醉翁亭记》，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虽说有些古体诗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此外，欧阳修还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举荐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苏洵（0090年），字明允，四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苏洵少不喜欢学习，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他的作品《管仲论》最出名。

    苏轼（070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和母亲的严教。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女性，饱读诗书，深明大义。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引导苏轼效法先贤，树雄心，立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著有《前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苏辙（09年），北宋散文家，字子由。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代表作品有《上枢密韩大尉书》《墨竹赋》《秋稼》《南斋竹》《诗病五事》等。

    宋仁宗嘉祐初年（0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举，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三苏”之所以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苏洵娶富豪程文应先生之女程颖为妻，程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达礼，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苏家来，已是委屈，而夫婿又不思进取，经常喝到红日西沉方肯罢休。程颖是个非常要强的女性，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抑郁不乐，只好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希望有一日夫婿能够自己觉悟过来。

    一年后，程颖为苏家生下一子，拟名为“轼”，并以“轼”劝导苏洵。苏洵决心悔改，发奋苦读。他拉开抽屉，拿出二尺白绢，猛一下咬开中指，颤颤点点，写上几个大字“不发愤何以为人！”

    两年后，程颖又为苏家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辙”。曰:“父之车过，子从其辙；兄之车过，弟从其辙；前人之过，后人见其辙。”

    后来的岁月，父子三人刻苦读书，勤勉自励，切磋商议，文学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人中苏轼（苏东坡）的词最为有名。

    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成就。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文风鼎盛富丽堂皇的朝代，而“三苏”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苏轼更成为一代文坛领袖，以自己的奇才文思为宋代文坛增添了光彩。他上承欧阳修的务实文风，下有苏门六君子继往开来，使苏文之风绵延两宋而不绝。

    司马光（0908年），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主要著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

    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作者把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全书9卷，约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0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说，除了《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相媲美。

    曾巩（0908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代表作品有《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

    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07年），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0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声望。元丰三年（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08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翌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存尪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0000多册。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安石（008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王安石自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早就有所认识。因此，在他进入仕途，做地方官吏时，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嘉佑三年（08年），王安石在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限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07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07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08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如《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他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的风格；《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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