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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暮”这个词出于子罕的私语。

    现在的时空中，子罕叹息：“泱泱乎，大人哉（气度恢弘，进退有节，赵武子是个大人物啊）！他胜不骄败不馁，晋国此后要想不兴旺，恐怕很难啊。”

    向戎在旁边接话：“我看是：赵氏想不兴旺恐怕很难。然而，赵氏兴，晋国得兴，不正是我宋国的福气嘛？”

    子罕欠身——他本来做出的是离座避席的姿势，但因为赵武避席到了台下，身为主人，子罕不能再站在场中央与赵武并列，所以他只是欠了欠身，做出避席动作，而后严肃的回答：“我宋国哪里有什么福气，这只能说是我们的幸运。”

    其实，赵武在春秋那么久了，他还是没有适应春秋时代人的思维模式。

    在春秋时代，虽然格外讲究尊卑秩序，但春秋人从不拿超越前人当作一件禁忌的事情。春秋之后，或者说宋以后，中国人才开始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比如，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赵武回避宋国国君的祝祷，他是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但在春秋人看来，超越先贤才是他们这一辈人应当做的。细论起来，赵武在为周王国开拓疆土这件事上，功劳确实超越了周王室所有的先贤，并且赵武这次压迫楚国低头，实际上他打破了其后中国诞生的一个恶劣习惯——词语弱化的习惯。

    在春秋早期，一直到赵武现在所处的时代，“王”这个词都是神圣的，是天下共主的标志。而真实的历史上，第二次弭兵大会造成的一个恶例就是“王”不值钱了，赵武默许了楚王以周王之外另一位“王”的资格称霸天下，使得“王”这个词语的神圣受到践踏，于是，后来人们只要觉得自己国力强了，便纷纷想要称王。

    到了战国时代，首先爆发的是“五国相王”事件。连中山国这样的一个小国，都觉得“君”的称号与自己的国力实在不相配，必须称王才能显示自己的国家地位。

    于是，战国时代，各国纷纷称王，“君”的称号成为一个普通尊称，再到最后，“王”的称号泛滥成灾，以至于现代社会里，一个小流氓在一条街道上无人敢惹，就敢自称“霸王”。

    赵武这次让楚国称臣，只是其中一个成就，而他压迫楚王去掉王号，从此以一位国君自居，这一举动维护了“王”的神圣性，使得词语弱化的恶例因此推迟了很多年。

    所以，他这次“城下之盟”，对于文化上的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开疆拓土。

    宋国两名重臣说话间，他们的国君已经拱手招引赵武重新回到座上——作为“诸国之伯（霸主）”的“冢宰（执政）”，赵武的行政级别是与小国国君相等的，在正式的场合中，招待赵武的工作必须由国君出面，而宋国两个执政就显得级别不够了。

    赵武在宋国国君的引导下，重新回到座位上。向戎舔着脸，出列向本国国君祝酒，他先是长篇大论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劳苦功高……没错，他确实劳苦功高，真实的历史上，向戎的外交斡旋，促成了第二次弭兵大会，使得宋国从此摆脱了楚国的侵略威胁。而现在的历史当中，向戎的功绩更大，他使宋国的国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并鞍前马后、寸步不离的尾随赵武，迫使楚国去掉王号，彻底向周天王称臣，因此，宋国不但获得了长久的和平，更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

    向戎仗着赵武在侧，絮絮叨叨的叙说了自己这两年的功劳，而后恳求宋国国君赐予“免死之邑”——这个“免死之邑”，大约类似后世的“免死金牌”。但实际上，后世的“免死金牌”都是小说家的虚构，其意思是从“免死之邑”引申而去的。在正常的历史上，春秋之后，历朝历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记述过“免死金牌”的存在。

    春秋时代的“免死之邑”，其意思是永远不被剥夺的封土，哪怕子孙后代犯了叛逆大罪，这块“免死之邑”也不能被国君夺走。

    此时，赵武还在场。

    赵武是谁？天下第二人！

    他现在打服了楚国，让楚国去掉王号，正是向周天王称臣，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二人”……嗯，如果算上自己的国君，再加上国君之上的周天王，其实赵武只能算是“天下第三人”。但现在周王室衰微，诸国国君公认的天下老大是霸主，所以称赵武为“天下第二人”也不为过。

    有天下第二人在场证明左师向戎的功绩，宋国国君也显得很爽快，他随手取过一份竹简，在上面记录下自己的命令：封赏向戎免死之邑六十三郡。

    春秋时代，县比郡大，郡的意思在春秋等同于一个村，然而封赏给向戎六十三个村，也算是大手笔了。向戎屁颠屁颠的拿着这份封赏书，转手递给子罕，寻求他的确认。

    子罕是执政，一旦他确认了国君这份封赏，那么对向戎的封赏就算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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