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创业-《羊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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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眼睛却看不见

    那在一切之上的公平那杆秤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的品性,他的无边智慧,他的仁慈与力量得出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善和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明智之极的。我开始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不知不觉加入了我的观点,以至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推理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我渐渐地相信,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真诚与正直。我于是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书还留在我的日记里,我决心终生侍奉它们。圣经本身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我有个想法,深以为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件事情因为被禁止去做就认为那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某事要求人们去做就认为它是对的。然而,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的话,某些事情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某些事情之所以要求人们去做,是因为那是对人们是有益处的。这种信念,靠着上帝的赐福或者守护天使的保护,或者偶然的有利情形或者环境,或者三者的合力,保护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危机;在父亲不在身边,得不到父亲的劝告的时候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危机。没有因为任性而产生严重的缺德和不义行为,而这些,本来因我缺少宗教信仰而产生。我说“任性”这个词,是指在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我由于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含了必然性在其中。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品德还是可以的。我很珍视它们,并且决心保持它们。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帐,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他。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把它租了下来。那个时候房租一年只要24镑,后来听说要70镑一年,为了减少房租,我们就让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印刷东西的地方。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拿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都令我开心。由于对毫斯的感激我更乐意帮助那些刚开业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怎么热心。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每3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一问题。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爱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以小额罚金。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物所的契约抄写员,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已经人到中年,特别喜欢诗歌,凡是他能碰到的书他都要拿来看,写了些还行的作品,善于做些小东西,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福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对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后来他成为“哈德里象限仪”发明者。但是除了数学,他对别的基本不知道。他不是一个另人愉快的伙伴,就像我碰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对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精确到底,无休止的区别和否定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就妨碍了大家谈话的进行。不久,他就退出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个测量员,后来成为了测量局长,他喜欢读书,有的时候也写点诗。

    威廉·伯森斯,一个做鞋的,喜欢读书,数学知识挺丰富。他开始学数学是为了学习星象学,但最后他却嘲笑星象学。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麦格里奇,一个工匠,一个技艺非常精巧的工匠,老实聪明。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聪明,爱讲双关语,爱交朋友。

    还有个叫威廉·科尔曼的,他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大概和我年龄差不多,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头脑最冷静,心肠最好,品行最端庄的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人,也是我们州的一个法官。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后有40年的时间,“讲读俱乐部”也延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它是我们州最好的一个研究哲学、道德和政治的学术团体。我们讨论上一星期提出问题,围绕提出的几个问题去阅读,这样在讨论中就可以针对问题发言。我们也在讨论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规则之内,这就防止了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因为这样,这个俱乐部才能长期存在,关于它,我以后还会不时提到。

    我在这里讲这个俱乐部的事情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当时的目的是什么。俱乐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为我招揽生意,布赖特纳尔特别从教友会为我们拉到一笔印刷40印张教友会历史的活,其余的则由凯默印刷。这笔生意我做得非常辛苦,因为它的价格很低。要用12点活字印成《为祖国》式的对开本,还有很长的用小字号印刷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张的版,梅鲁迪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我为第二天工作做好排版的时候,常常已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因为我的朋友们不时给我们介绍的小生意耽误了进度。

    我这样详细地强调勤劳,好像我在自己吹嘘自己,我的目的是当我的后代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了解勤劳给我带来的好处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美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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