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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如果道德品质低劣，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美德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不能受与它相反的嗜好干扰时才算成功。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经营我的报纸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也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单独发行，但由他自己分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而我没有义务替他散播毁谤。因为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我就是违约的，虽然他们不会责备我，而显然这样是对他们不公道的。眼下在我们报纸发行这个行业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刊登一些无事生非的污蔑性的文章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地刊登一些文章指责和评判邻国政府和我国最好的盟国政府的政治措施，而这些评论又是非常愚蠢粗鄙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我提这些事，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切不可贪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毁掉自己报纸的前程。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样病态的要求，因为从我的例子中可看到：拒绝刊登侮辱性的文章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和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1733年我开始学习法语，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又学习意大利语，当时一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他常约我下棋，可这下棋的时间超过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我不得不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有个这样的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方面的背诵或是句子的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下棋之前做好作业。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以后我又花了点时间去学西班牙语，也能阅读西班牙语书籍了。

    我幼年时曾在拉丁语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后来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但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掌握的拉丁文远比我想象的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大大地替我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觉得我们通常教外语的方式有些问题。有人建议，我们学习语言应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语言就会容易得多了。这种方法未尝不合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希腊文或其他的什么文开始呢？当然，假如你能不用台阶就能攀到顶点，然后再从顶端往下走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毫无疑问地，假如你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那样也很容易攻克最难的部分。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毫无成绩就把它丢开了，他们所学的几乎没什么用处，还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光阴。因此，我就建议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从个别的语言开始比如法语，意大利语等等，然后再学拉丁语。就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花同样的时间虽然都没有把拉丁语学好但后一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学会一种或两种外语，而这些语言是现代社会通用的，所以即使没有学会拉丁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用到它们，而不比前一种方法，时间花了什么也没学到。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10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较宽裕了，因此，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故地重游，走亲访友。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充裕的财力作这样的旅行，这一次也算荣归故里吧！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去新港看了一下哥哥，这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一见面，过去的旧嫌宿怨统统冰释了，真是相逢一笑泯千仇啊！兄弟毕竟是兄弟！哥哥的身体已不如前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大限已不远了，对我有个请求，也算临终遗愿吧，让我在他死后照顾好他年仅10岁的儿子，并使子继父业。我答应了，我先送他读了几年书，然后再让他学印刷业，他母亲那时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他成年后，我送了一套新铅字给他，因为他父亲留下来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也终于能弥补当初我过早地离开哥哥而给他带来的种种损失了。

    1736年，我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才4岁，因感染天花而夭折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痛心疾首，陷在深深的悔恨当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不给他事先种痘。提这件伤心往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做父母的当然无法原谅自己，可是不种痘，我的例子业已证明，孩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种痘比不种来说相对生的机会大一些，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1736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第一年我倒是获得了一致通过，但到了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都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另一个候选人的当选，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我最后还是当选了。我心里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外我还可以利用这个职位做些生意，赚些外快。比如我可以同那些议员保持联系进而招揽印刷选举票、法律条文、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总的来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

    我由衷地宁愿这位议员没有反对过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还很能干，日后必定成为议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事实果然印证了这点。我不想对他阿谀奉承以期获得他的青睐，但也不想和他就此结怨下去。后来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案，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珍，当时就写了一张便笺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还给他，并附了一张便笺，热烈地表示我的谢意。至此以后，我和他的关系有了转机，后来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还跟我打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情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我，我们也因此成了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结束。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以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它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冤家宜解不宜结。

    1737年施保次乌上校，维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帐册方面的疏忽失职，而革了他的职，之后提议我继任。我欣然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方便了通信的往来，间接地改进了报纸，因而使得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进而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这一连锁好的反应使得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而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馆，却相应地衰败了，当年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给我递送报纸，但我对他这行为没有采取打击报复，因为这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已使我心满意足了。会计在生活中是相当有用的，这个费城邮务代办没有对会计给予相当的重视，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年轻人应该谨记这个教训，我们将来如果替别人做事，就该把财务理得一清二楚，规规矩矩地上缴款额。做到这一点，他的品德就是他最有力的推荐书，可以为他谋到更好的职位，招徕更多的生意。

    我开始把精力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物上了。我先从小事入手，费城的巡逻制度是我认为急需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巡逻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一起巡逻，那些不愿巡逻的人每年必须出六先令，才可以免去这一差事。这些钱原定是雇佣代替人来巡逻的，但是实际上，却远远超过了现实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逻，但有一定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逻制度也常常被忽略了，那些巡逻的人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社团内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特别强调警察征税的问题，他们征税的时候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这样一来就不公平了，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她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加起来恐怕也超不出50磅，而她所付的巡逻税却和一个万贯家财的富商是一样的。

    总得来说，我提出了一个较为有效可行的巡逻制度：即雇佣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逻工作；对费用问题我也提出了较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社团内部会员同意后，这一观点下传给各分社团，作为各分社的提议。虽然这一计划并未立刻实行，但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点上我们做了准备，也为日后那条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那条法律通过后，我们社会员的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防火须知，并劝人们小心火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有13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协议，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结实的袋子和筐子（以便装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立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还决定每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所想出的有关防火的意见和想法，这些对我们在救灾时或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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