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先秦文学-《中国历代文学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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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说《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男巫)方士(方术士,后演变为道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的,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全书共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了神话传说宗教祭仪以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内容,是所有的古代文献中,最具有神话价值的作品。
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在转换为其他文学形式以后,往往失去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却作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句句源自于《山海经》;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具有游仙思想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皆源于《山海经》神话;李贺诗词对《山海经》神话亦多有运用;李商隐更是大量运用了《山海经》神话象征隐喻的个中翘楚;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祀歌“骑龙白云乡织锦裳的天孙讴吟下招的巫阳”,都是直接源于《海内西经》的。
此外,干宝的《搜神记》唐传奇如《柳毅传》几乎都脱胎于《山海经》;元杂剧《窦娥冤》明小说《封神演义》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莫不与《山海经》神话的变化一脉相承;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神兽杂糅的形象,是《山海经》神话变化的运用;近代戏剧《牛郎织女》《白蛇传》《嫦娥奔月》等莫不取材脱胎于《山海经》神话。
古诗词小说戏曲等泛取《山海经》神话题材者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现代诗文也不乏以《山海经》神话入诗者,比如,杨牧余光中郭沫若覃子豪吴瀛涛等人的诗中,神话往往成为其讽喻性的解说主题。
总之,《山海经》神话塑造了不少文学母题。神话与文学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是象征的想象的朴野的,是叙事描绘的情感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山海经》的古神话,比之于西洋神话,稍嫌零碎简陋,然而虽不是琳琅瑰奇的篇章,但仔细探究,竟是一块一块的璞玉美石,可誉为“中国文学的宝矿”。
《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也很有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山海经》也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为后人留下了探寻历史的根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00多年的诗歌0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0篇。
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就已广泛流传。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
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向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国风》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如《周南芣苜》,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国界走向了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喜爱。
孔子(约公元前年前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0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的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想走仕途,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但由于生性秉直,孔子在政治上并没有过大的作为。后来他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的先河。孔子弟子多达000余人,其中贤人有7人,还有很多弟子都成为了各国的高官栋梁。孔子的弟子中最出色的有颜回子路子贡宰予等。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就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的人,后世尊称他为“至圣”“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0篇。
《论语》不仅首创语录体,它更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且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988年,7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
庄子(约公元前9年前8年),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战国时期思想家哲学家。庄子所著的《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名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尤为后世传诵。
据《史记》和《庄子》记载,庄子在他的家乡蒙(今河南安徽交界处)这个地方,当过管漆园的小官,干了不多久,便辞官回家,生活贫困到无米下锅,有时不得不编些草鞋拿去卖,赚点小钱过日子。
他平时衣履不整,有一次魏王召见他,他就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去见魏王。尽管他也有些朋友,如做过魏宰相的好友惠施,曾邀他做官,他就是不予合作。不仅如此,庄子还把为统治者效力而获得赏赐比作“吮痈舐痔”,不愿与这种人为伍。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出使秦国,秦王赏给他百辆车子,他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轻蔑地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两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喜欢过逍遥的隐士生活,对现实不满,不与统治阶级合作,追求绝对自由的生活构成了庄子性格与思想的主要内容。
庄子生活在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战国时代,在《庄子》一书中,他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它以汪洋恣肆的文字,雄浑飞越的意向,奇特丰富的想象,滋润旷达的情致,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
《庄子》的文章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却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再加上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
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庄子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庄子》一书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韩非子(约公元前8年前年),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他为韩非子。
身为贵族的韩非子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于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况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正直,天资聪慧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韩非子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读了他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秦王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
秦王为了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便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韩非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王政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后来感到懊悔,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子》一书文体丰富多样,突出特点是犀利峻峭。法家人物大都以严刻寡恩,敢于直言著称,韩非尤为如此。他总是以冷峻严酷的目光去剖析现实,大胆暴露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敢于毫不掩饰地发表真实见解,有一种激切凌厉之气。
韩非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当中,共汇集寓言故事00多则,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屈原(约公元前9年前78年),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创立了“楚辞”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部书主要是屈原的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最长的抒情诗。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怀王十五年(前年),秦王为了拆散楚国和齐国的联盟,决定派丞相张仪到楚国去一趟。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屈原是坚决主张齐楚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的,他听说张仪来到楚国,知道他准是来破坏齐楚联盟的。他担心楚王上当,就闯进王宫,见了楚怀王,他大声说:“张仪的话,大王千万不能相信。楚国要是跟齐国绝交,秦国就会趁虚而入,欺负楚国的。”可是,楚怀王不听。屈原长叹一声,只好离开了。
秦王没有兑现承诺,最终使怀王受骗。受骗的怀王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前0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前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死后,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了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等。
楚辞又称“楚词”,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种是诗歌的体裁,一种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诸人的仿骚作品。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都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同时,楚辞也是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原宋玉的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流派。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左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春秋》经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其历史事件原委,全书的体例思想体系也大体与《春秋》一脉相承。
传说《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左丘明(公元前年前年),姓丘名明。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曾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细的编年体断代史,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8年)。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内容,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诸如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的频繁战争;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其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0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描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左传》的语言简练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而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都堪称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左传》还记录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从盛大的祭典燕享,到等级森严的宗法和礼制。从婚丧嫁娶等各种风俗,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并且,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各方面,《左传》也都有所著录。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足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
《国语》是一本史料汇编,《国语》以国分类,各自成章,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00年的历史,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而且,《国语》的记叙涉及到边远地区,也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不足。
《国语》的作者也是有争议的,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的。
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国语》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在江山社稷中的作用。虚构的章节往往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如“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非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但却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也是《国语》最具特色,最值得为之喝彩的地方。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并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了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刻画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的事件时,集中了一定的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起《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为刘向所编。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策,共卷97篇,约万字。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主要活动在元帝成帝时代,他曾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两次下狱。汉成帝时,更名为“向”,任光禄大夫,受命收阅整理经传诸子诗赋为书籍。一日,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命名为《战国策》,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实际上它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在人物刻画方面,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一个长于论辩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地描绘了一群势利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一样地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以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此外,《战国策》还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某种道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曾受到过它的影响,如《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受益于《战国策》。另外,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则直接承自《战国策》。
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在《战国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战国策》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书籍,也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
◆《山海经》书影
◆盘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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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作者
古时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来此说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各篇成书时间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经》绝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应是集体编述而成。由于受古时地域交通条件的限制,即使一个部落也不可能了解到各种纷纭的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巫师口耳相传累积,在大一统的后世将其加以整理成书。而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等等,无不知晓,故《山海经》的内容十分驳杂。
诗苑奇葩《诗经》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跨越国界走向了全世界。
◆《诗经》书影
◆八月剥枣豳风图(《诗经豳豳七月》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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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巧用《诗经》解难题
宋神宗年间,辽国派出使臣来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翰林学士苏东坡奉旨前往驿馆接待。辽使知道苏东坡是个饱学名士,宾主叙谈之暇,便出一上联,请苏学士对下联。联云:“三光日月星。”此联从形式到内容,结构独特,要当场对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辽使自认为得逞,暗自窃喜。他想这次一定会使苏东坡处于困境,陷于窘地。苏东坡不假思索,顺口答出下联:“四诗风雅颂”。“四诗”指《诗经》的四体,即《诗经》的四个部分:国风大雅小雅颂。通常人们把大雅小雅合称为“雅”。苏东坡巧用《诗经》,解决了难题。辽使听了接对,不禁叹愕,连连点头表示称赞。
孔子与《论语》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土崩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孔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开创了战国诸子百家的先河。他所著的《论语》一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孔子像
◆《论语》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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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三孔”
孔庙孔府孔林举世闻名。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当年规模很小,仅就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西汉后,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孔府是个庞大的院落,其实并非孔子之家,而是其子孙后人的居所。孔林是孔子和他的家族的墓地,占地200公顷。
庄子与《庄子》
庄子是惊世骇俗的哲学大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他所著的《庄子》在公元3世纪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庄子》在唐代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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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鹏程万里”
成语“鹏程万里”出自《庄子逍遥游》,源自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传说北海有一条几千里长的大鱼,名叫鲲。后来鲲变成了一只大鹏鸟,身躯也有几千里长。大鹏鸟振翅起飞时,它的翅膀就像遮天蔽日的云层。有一次大鹏鸟飞往南海去,用翅膀击水而行,一下就是三千里。它向高空起飞,在海上卷起一股风暴,借着风暴的力量,一下飞出九万里。它飞上去后,要过半年以后,才飞回来休息。飞在高空中,它背靠青天,没有什么能够遮掩它。一只小鸟看见大鹏鸟飞得这么高这么远,就很不理解地嘲笑它:“我们一耸身飞起来,最高也不过飞过树林子,就可飞回来地面。你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天边呢?”
韩非子与《韩非子》
《韩非子》一书是法家经典著作,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那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像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及其学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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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与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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