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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报》也同样保持了它的荣誉，在普利策死后报纸原则仍未改变，它依然在新闻界中保持着民主和自由主义的领袖地位。

    然而，残酷的竞争还是压垮了它。

    1931年，人们再也读不到《世界报》了，只剩下一家叫《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报纸在继续着这种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

    在过渡时期，不仅仅报纸在发生变化，杂志也同样被过渡期的浪潮推动着，其变化比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杂志与报纸一样在技术上寻求突破；

    另外，在迎合读者的问题上，杂志采取了折中或变通的态度，他们已经学会不去苛求读者。

    与报纸一样，广告经营也成为杂志存活的命脉。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

    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

    报纸的发行量与社会与人口的发展成反比，而杂志截然相反，它的发行量以数倍增长，实在令人瞩目，在其后不足50年的时间里，丑国杂志的发展与成就实在让人嫉妒。

    19世纪初，各种杂志依然保持着传统和严肃性，刊物以发表小说为主，其余的版面只能靠一些历史、游记、传记、小品文等填满。

    杂志的受众还没有面向大众，而是以中产阶为主，其次是一些社会组织、学校和图书馆作为收藏。

    人们在杂志上讨论问题总是讲求客观性，还略有一点学究气，一些外国作家的漂亮文章也不时会在上面发表。

    那时，杂志的发行还没有上升的趋势，即使是《大西洋月刊》、《民族》、《哈泼斯》、《世纪》、《独立》也都如此。

    但后来，人们却把那时的杂志看成最高典范，其作品的价值是20世纪的杂志无法比拟的。

    在20世纪的所有杂志中，似乎只有《纽约客》的表现尚可，至少它还尽力保持从前的水准。

    尽管如此，依然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编辑和大牌记者，如麦克卢尔、沃克、斯蒂芬、拉塞尔和亨德里克，是他们让杂志的销量大增，并突破以前不敢想像的几十万份。

    可以说，新杂志代表着怀疑的时代，而传统杂志则表现了一个乐观时代。

    揭露成为杂志的新任务，杂志人成为一些机会主义者，写一些表面而浅薄的文字。

    这种行径为新杂志带来了新的问题，《汉普顿》停刊了，《大众》和《麦克卢尔》则被与杂志内部有利益关系的财团买下，《丑国杂志》也改旗易帜。

    大量广告、鼓吹商业的文字、通俗小说占领了杂志的版面。

    杂志的风格变为平易近人和轻松实用，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妇女家庭杂志》，它从新旧不同的风格中找到了自己的路。

    虽然它不具有权威性和广泛影响，但是这个时期最有典型特征的杂志。

    26岁的爱德华·博克接下了《妇女家庭杂志》，他在杂志中展现出平易的风格，并且主持编辑了30年。

    各种贴近读者的专栏广受欢迎，关于咨询、指南和一些生活家庭常识类的文字成为该杂志的主要特色。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立场，敢于揭露公共问题，譬如，专利药品的斗争与改革，伯顿法案的出现都是他们的功劳。

    但上述的一切都要比广告显得逊色。广告业绩与杂志的销量成正比，或许可以说，是《妇女家庭杂志》开创和培养了丑国人只看广告而不浏览内容的习惯。

    另一个成功杂志的代表是《星期六晚邮报》，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份报纸，其实它是后来广受欢迎的周刊之一。

    19世纪末，年轻的罗里默买下《星期六晚邮报》，那时它还是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

    罗里默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家伙，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是他的理想，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新闻、公共事业，都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

    罗里默还写过一部商业书籍，据说还很畅销，他所买下的杂志同样具有商业畅销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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