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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成功的商人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印在杂志上，商业报道和对商业历史的审读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工作任务；

    在评论方面，这份杂志喜欢鼓吹丑国的政治，强调本国优势，对于各种企业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他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成功。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行量也达到了不可想像的300万份。

    罗里默可以称为杂志史上的卓越编辑。

    尽管罗里默以商业的头脑经营，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杂志上放弃文学，相反，他能够看到文学的商业价值。

    购买《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不少是文学爱好者，因为上面有优秀的作品，诺里斯的《章鱼》、卡贝尔的《鹰影》等都被文学爱好者喜欢，上面也包括名家德莱塞、刘易斯和康拉德的作品。

    这本杂志保持着高尚品位的原则，你可能怀疑这本杂志的文学信仰，但绝不能怀疑杂志上的优秀小说家，包括那些通俗小说家和漫画家们，他们也一样受欢迎。

    他们使读者在通俗中学会享受，而没有落入低俗。罗里默在杂志上没有和政治、经济更好地联系起来。

    这是因为他对运动和社会改革总是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是个保守派，这从他编辑的杂志中就能看出来。

    当然，在杂志上，他们也能写些对政治或公共问题抱怨的文章，不过他们保持与主流思想的一致性，攻击布尔什维克，赞赏那些金融领域中的成功人士，在杂志中折射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味。

    像博克和他的《妇女家庭杂志》一样，罗里默和他的杂志也是成功的。

    人们看到了这种成功，于是纷纷效仿，出现了《世界主义者》、《柯里尔》、《照明灯》、《妇女家庭之友》等杂志。

    但这些杂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类东西，给读者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没有成功杂志的精神。

    这些杂志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没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们让读者的思维变得简单，丢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让美国的杂志走向了堕落。

    在20世纪初，只有《世界工作》杂志还能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主要是主编佩奇的功劳。

    佩奇有着高远的眼光，他曾经供职于《论坛》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闻工作，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并对文学满怀敬意。

    他的这种能力和态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他为这份杂志做了10年的贡献。

    1914年《新共和》诞生，负责这本杂志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政治评论为主要方向，并试图以审视的态度来认识丑国社会。

    杂志体现了知识性和批判性，并以此保持内容的健康。当时，以揭露丑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纷纷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并突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日晷》在两年后迁到纽约，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评论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仅仅将这种批判保持在文艺方面。

    随后，一些出色的新闻人加入进来，如伦道夫·伯恩、哈罗德·斯特恩、范·布鲁斯等，他们为《日晷》找到了方向，并确定了杂志的风格和理念。

    杂志转变的意义要更加深远，即使单从数量上来看，也难以磨灭人们对杂志转变的印象。

    尽管《日晷》在繁多的杂志中表现出色，但在1929年还是被迫停刊，这是丑国杂志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

    《民族》则依然保持了它的传统，但开创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丑国新闻史上，那些承载丑国文化光荣的杂志则是《纽约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载了这种光荣的还有让人敬慕的报纸《纽约时报》，它们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具有知识和思想的丑国。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现在无论杂志还是报纸，都掌握在死板而老旧的精英贵族手中，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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